一
勤政爱民思想是曾国藩为官从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咸丰元年（公元1851年），曾国藩时任礼部侍郎兼署兵部、刑部、工部、吏部侍郎。其间，他受命到下面办过几次皇差，目睹了民间百姓的疾苦，和贫困地区民不聊生的景象。经过更深一步的调查、走访，他给朝廷上了一道《备陈民间疾苦疏》的折子，第一次提出：民间银价太高、税赋太重；盗贼太多，地方衙门不作为，百姓深受其害；各地冤狱太多，百姓有冤难伸。
为了更好地理解曾国藩为官从政的思想，全文抄录这篇疏陈，供大家参考。
奏为备陈民间疾苦，仰副圣主爱民之怀事。
臣窃闻国贫不足患，惟民心涣散，则为患甚大。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，而忽致乱亡，民心去也；莫贫于汉昭之初，而渐致乂安，能抚民也。我朝康熙元年至十六年，中间惟一年无河患，其余岁岁河决，而新庄高堰各案，为患极巨；其时又有三藩之变，骚动九省，用兵七载，天下财赋去其大半，府
一曰银价太昂，钱粮难纳也。苏、松、常、镇、太钱粮之重，甲于天下。每田一亩，产米自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。除去佃户平分之数与抗欠之数，计业主所，牵算不过八斗。而额征之粮已
此外如房基，如坟地，均须另纳税课。准以银价，皆倍昔年。无力监追者，不可胜计。州县竭全力以催科，犹恐不给，往往委员佐之，吏役四出，昼夜追比，鞭朴满堂，血肉狼籍，岂皆酷吏之为哉！不如是，则考成不及七分，有参劾之惧，赔累动以巨万，有子孙之忧。故自道光十五年以前，江苏尚办全漕，自十六年至今，岁岁报歉，年年蠲缓，岂昔皆良而今皆刁！盖银价太昂，不独官民交困，国家亦受其害也。
浙江正赋与江苏大略相似，而民愈抗延，官愈穷窘，于是有“截串”之法。“截串”者，上忙而预征下忙之税，今年而预截明年之串。小民不应，则稍减其价，招之使来。预截太多，缺分太亏，后任无可复征，虽循吏亦无自全之法，则贪吏愈得借口鱼肉百姓，巧诛横索，悍然不顾。江西、湖广课额稍轻，然白银价昂贵以来，民之完纳愈苦，官之追呼亦愈酷。或本家不能完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。甚者或锁其亲戚，押其邻里。百姓怨愤，则抗拒而激成巨案。如湖广之耒阳、崇阳，江西之贵溪、抚州，此四案者，虽闾阎不无刁悍之风，亦由银价之倍增，官吏之浮，差役之滥刑，真有日不聊生之势。臣所谓民间之疾苦，此其一也。
二曰盗贼太众，良民难安也。庐、凤、颍、毫一带，自古为群盗之薮。北达丰、沛、萧、砀，西接南、汝、光、固，此皆天下腹地。一有啸聚，患且不测。近闻盗风益炽，白日劫淫，捉人勒赎，民不得已而控官。官将往捕，先期出示，比至其地，牌保辄诡言盗遁。官吏则焚烧附近之民房，示威而后去；差役则讹索事主之财物，满载而后归，而盗实未遁也。或诡言盗死，毙他囚以抵此案，而盗实未死也。案不能雪，赃不能起，而事主之家已破矣。吞声饮泣，无力再控。即使再控，幸得
臣尝细询州县所以讳盗之故，彼亦有难焉者。盖初往踩缉，有拒捕之患；解犯晋省，有抢夺之患；层层勘转，道路数百里，有繁重之患；处处需索，解费数百金，有赔累之患；或报盗而不获，则按限而参之，或上司好粉饰，则目为多事而斥之。不如因循讳饰，反得晏然无事。以是愈酿愈多，盗贼横行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。臣所谓民间之疾苦，此又其一也。
三曰冤狱太多，民气难伸也。臣自署理刑部以来，见京控、上控之件，奏结者数十案，咨结者数百案。惟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、密云防御阿祥一案，皆审系原告得失，水落石出。此外各件，大率皆坐原告以虚诬之罪，而被告者反得脱然无事。其科原告之罪，援引例文，约有数条：或曰申诉不实，杖一百；或曰蓦越进京告重事不实，
夫以部民而告官长，诚不可长其刁风矣。若夫告奸吏舞弊，告蠹役作赃，而谓案案皆诬，其谁信之乎？即平民相告，而谓原告皆曲，被告皆直，又谁信之乎？圣明
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务。其盗贼太众，冤狱太多二条，求皇上申谕外省，严饬督抚，务思所以更张之。其银价太昂一条，必须变通平价之法。臣谨胪管见，另拟银钱并用章程一折，续行入奏。国以民为本，百姓之颠连困苦，苟有纤毫不得上达，皆臣等之咎也。区区微诚，伏乞圣鉴。谨奏。
二
同时上奏的还有《平银价疏》一折，原文如下：
奏为贵钱贱银以平银价而苏民困事。
臣于本月陈奏民间疾苦一疏，声明银价太昂，另折具奏，思所以变通之。窃惟十年以来，中外臣工奏疏，言钱法者，前后不下十余人。皆思贵钱贱银，以挽积重之势。而臣所深服者，惟二十四年吴文一疏；二十五年，刘良驹一疏；二十六年，朱一疏。此三疏者，皆奉旨交军机大臣，会同户部议奏。户部又交各省议复，旋以外间覆奏，议论不一，此事停阁不行。臣反复思维，民生切害之痛，国计日绌之由，实无大于此者。谨就三臣原奏所及，参以管见，拟为银钱并用章程数条，伏候圣鉴。
一，部定时价，每年一换也。凡民间银钱之贵贱，时价之涨落，早晚不同，远近亦异，若官官放，而不定一确凿之价，则民间无所适从，胥吏因而舞弊。查吴文原奏内称：“照各省时价，由藩司酌定，于开征前十日，颁示各属。”朱奏与吴文大略相同。惟称多不过一千七百，少不过一千二百，稍示限制而已。刘良驹所奏，则以为“由部酌中定价。若捐输案内，以制钱一千五百文抵银一两之例”。厥后户部议复，酌定每两折钱一千五百文，核准
一，京外兵饷皆宜放钱也。查刘良驹原奏，兵饷分成放钱。吴文则言，外省之兵，概放钱文，朱一折于兵饷尤为详细，具说以为京营分建东西两库，东四旗兵赴东库领钱，西四旗兵赴西库领钱。外省之钱，则分道库、府库存贮。省标城守之兵，由藩司支放；外标、外营之兵，由藩司
一，部库入项，亦可钱也。查户部所各项，惟田井科之旗租，捐纳户之常捐，系京库坐之款。此外，皆由各省解运来京。刘良驹原奏内称：“常捐银两，可钱。”朱奏内称：“长芦盐价可解钱，以充京饷。”臣愚以为不特此也。旗租银两，本系近京小民佃种，其所纳皆系钱，文官为易银，转费周折，不若即令解钱入京。常捐大捐之银，亦可酌钱文。计此二项，每年可得百余万串。至于外省解京之款，如长芦，山东盐课，可解钱进京。直隶，山东地丁起运之项，亦可运钱。应令此二省督抚，每年各解钱百万串入京。又令两淮盐运使，每年解钱二百万串入京。合之京局鼓铸之钱，共得六百余万串，足以资运转矣。臣虽至愚，岂不知钱质笨重，搬运艰难？然不行天下至难之事，不足挽天下积重之势。大利所
一，地丁正项，分县钱也。凡出项莫大于兵饷，入项莫大于地丁。查吴文、刘良驹、朱三臣折内，皆极言地丁钱之益。臣愚以为当分县办理。如云、贵、川、广、闽、蜀、甘肃此七省者，本省之丁赋，不足充本省之兵饷，初无起解之项。其地丁银两，应即全数钱，以省。此外各省除去存留及兵饷二项，尚有余银解运京库，协济邻省者，其地丁银两，应令一两以下小户，全数钱，一两以上大户，银钱各半兼。不必按成指派，不必分析名目，使小民易知易从。其或患钱太多，不便起运者，州县自行换银解省，以备京款办款之用。
一，外省用项，分别放钱也。查各省廉俸、工需、役食等项，名曰存留坐支之款。前吴文、刘良驹、朱三折及户部议复一折，皆言此项可全行放钱，应即遵照办理。至两河经费，刘良驹、朱及户部三折，皆言可搭成用钱。臣闻从前林则徐
一，量减铜运，以昂钱价也。查朱原奏内称：“暂停鼓铸，一弛一张；庶钱重，而价渐平。”臣愚以为铸不可停，而运不可不减。侧闻云南铜务，洞老山空，民怨官困。滇铜不足，搜买外省；外省不足，偷买宝局，实有万不能继之势。应请于六运中，酌量停一二运，使云南官民，稍纾积困。其铜本一项，即可采买钱文，并可于炉头、匠役，量加优恤，以期铸造坚好，庶钱质日，钱价日起。俟十年后，滇厂稍旺，再复六运。各停炉之省，亦渐次开卯，务使天下官民，皆知钱之可贵，而不知辇运之苦，则相安无事，庶不终受纹银出洋之苦矣。
以上六条，皆就吴文、刘良驹、朱，三臣奏议，参以鄙意，粗定规模。伏求饬下户部妥议，抄录三臣原奏进呈，备圣明采择施行。谨奏。
这两篇上疏都是曾国藩针对当时社会现状提出的变革方案，虽然最终没有被咸丰皇帝采用，但从中不难看出他对清朝政府的忠心，以及力图缓和社会矛盾、改革时弊的决心。